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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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正义的心证如何形成
    来源:     时间: 2013.06.24

     

     

    蓬江法院 孙玮铭

     

    1882年帕尔默在纽约用毒药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的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帕尔默担心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会变更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帕尔默的罪行被发现后遭到指控并被法庭判处监禁几年,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却构成了一个让法官头疼的疑难案件——帕尔默是否依然享有继承其祖父遗产的合法权利?根据这份遗嘱,如果帕尔默死在其祖父之前,遗产的继承人就是祖父的女儿们——贡那丽尔和利格斯,她们向遗产管理人提出遗产的要求,她们争辩说,既然帕尔默杀死了被继承人,那么法律就不应当继续赋予帕尔默以继承遗产的任何权利。但当时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死被继承人将当然丧失继承权,并且,帕尔默祖父生前所立的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帕尔默的律师争辩说,既然其祖父的遗嘱没有违反纽约州遗嘱法所明确规定的条款,那么这份遗嘱在法律上就是有效的,既然帕尔默被一份有效遗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如果法院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那么法院就是在更改遗嘱,就是在用自己的道德信仰来取代法律。

    这个发生在 127 年前的案件在今天看来其实并不复杂,而且可以认为十分简单,因为无论是在现在的美国抑或是现在的中国都在法律中明确写下了否定这种行为合法性的条款,但在当时的纽约州却难以判断,因为这里存在一个需要解决的法理矛盾:我们是严格遵守彼此的契约(制定法文本)从而排除将我们难以衡定的道德标准引进法律的实施,抑或是认同真实的法律并不局限于法律文本,使立法者的意图也成为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处理该案件的纽约州最高法院形成了两种意见,格雷法官认为:遗嘱人应当知道自己去世后不能再提供新的情况时,他的遗嘱将会被怎样的处置。如果帕尔默的祖父早知道帕尔默用毒药杀害他,他或许愿意将遗产给与他人。但法院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他认为即使帕尔默杀了人也仍是比其女儿更好的继承人选。对法官来说,严格遵守现有的法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现有法律的含义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界定的;而纽约州遗嘱法的相关法条并未出现模绫两可或含糊不清的地方,因而没有理由弃之不用。此外,如果帕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那就是对帕尔默在判处监禁之外又加上了一种额外的惩罚。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对某一特殊罪行的惩罚,必须由立法机构事先做出决定,法官不能对罪行另加处罚。审理该案的另一位法官厄尔却持相反见解,他认为立法者的意图对实际法规有重大影响。厄尔法官写道:立法者意图内的事物包含在法律之内,它似乎全都包含在法律文本之中;而法律文本内的某种情况未尽在法律之中,除非这种情况已包含在立法者的意图之中。也就是说,法律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法律文本,而且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法官不能在立法者未能预料到的事情上曲解立法者的意图。

    而事实上,对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一旦法官试图尝试去解释,那么它就已经包含着一种曲解的危险,我们知道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是唯一的,因此它尽可能的用准确和易于理解的文字进行表达,但受制于文字的自身局限性,他只能趋近于准确而无歧义。而另一方面法官的个人道德价值的取向却是千差万别,一旦赋予法官解读立法者立法意图的权力,无疑是让法官的左手掌握了司法权的同时,又将立法权放到了他的右手之上。如果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尚且幸运;如果他是一个道德卑劣的人,我们将忍受司法的暴政。在该案中,法官要做的不是试图去解读立法者的立法意图,而是如果按照现行的律法进行判决是否会破坏基本的正义原则,恰如亚氏所明见的那样,正义乃是一种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美德。正义本身乃是他者之善他者之利益,因为它所为的恰是有益于他者的事情。以杀死被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得继承权显然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因此厄尔法官进一步补充道,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获益。由此,我们可以抽象出这样一个观点,法官所要关注的是其在法律的运用过程中,无论程序的过程抑或实体的结果是否违背了自然法的基本原理与原则,而至于法律本身所要表达的含义(立法意图)并不是法官所要关注的,因为这属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范畴,否则司法审查的制度将陷于争议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