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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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保障的注意附随义务——杜小明诉徐旭恒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来源:     时间: 2011.11.25

    安全保障的注意附随义务

    ——杜小明诉徐旭恒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孙玮铭

     

    要点提示:在因共饮人怠于履行安全保障注意义务引发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共同饮酒人员在明知同伴处于醉酒状态仍违规驾驶车辆的情况下,如果未能在合理范围内及时积极做出相应劝阻行为以有效阻止相关事故风险的发生,共同饮酒人需对受害人负补充赔偿责任。

    案件索引:

    一审: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09)蓬法民一初字第1524号判决书。

    二审: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江中法民一终字第18号判决书。

    一、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杜小明

    被告(上诉人):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李志明、赵崇昌

    2009329晚上,徐旭恒与杜小明的女儿吴薇薇相约到江门市某餐厅吃夜宵。其后,两人又到另一酒吧和被告曾嘉威、吴伟超、赵崇昌、李志明一起喝酒,直到凌晨3时左右,除赵崇昌外,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李志明和吴薇薇又转到江门市太平路吃夜宵。约凌晨4时,曾嘉威觉得自己醉酒,遂叫吴薇薇驾车送其回家。吴薇薇驾车送曾嘉威回家后自己单独驾车回家,当行至江门市迎宾大道中逸豪酒店路段时,车辆失控碰撞路边花圃隔离带,造成吴薇薇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杜小明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五名被告连带赔偿女儿死亡赔偿金的40%124223.76元和各项支出的40%11312.4元,并连带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

    二、审判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在本案中,五名被告与吴薇薇系相约共同饮酒。在本案中,吴薇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酒后驾驶极易出现交通事故,依然过量饮用,致使发生事故,其对由此引发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对于五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和吴薇薇从酒吧转到太平路吃夜宵,即在太平路吃夜宵是吴薇薇事发前与被告共聚的最后一站。除赵崇昌外,其余四名被告均参与最后在太平路吃夜宵这一过程,其应能够合理察觉吴薇薇当时的精神状态和预见到其酒后驾驶的危险性及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对此应尽劝阻和照顾义务。因此,被告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李志明对吴薇薇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另外,对于杜小明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因吴薇薇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故应免除被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故作出判决: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李志明各自赔偿8000元给杜小明。

    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和李志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法合同或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共同饮酒是一种合法的、正常的社交活动,但饮酒人也应当客观地认识到,饮酒会导致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在大量饮酒的情况下甚至会致人昏迷。因此,同饮人在酒后应当根据客观情况对其他同饮人承担附随义务。原审判决考虑到杜小明的生活状况,结合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和李志明的过错程度,判决其各自承担8000元的赔偿责任,对赔偿款项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共同因救人怠于履行安全保障注意义务引发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主要存在三方面争议:1、四名共饮人在该案中是否对死者负有安全保障的注意义务。在本案中,经审理查明,死者吴薇薇的饮酒行为是其自发进行的,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是否参与饮酒,以及饮酒的多少,均出自于自身意愿,法律既然不禁止饮酒行为,故也不能干涉饮酒人是否醉酒,同时在该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存在他人有强迫劝说吴薇薇饮酒的行为。因此,就本案而言,死者吴薇薇作为一个正常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酒量可控程度与醉酒程度有较为清晰的感知,也应该明白酒后驾驶的危险性。综合分析,死者吴薇薇因自身醉酒引发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其自身的过错十分明显,故在本案中应自负主要责任。本争议难以解决的关键在于,四名共饮人在明知吴薇薇处于醉酒状态仍违规驾驶车辆的情况下,是否已负有安全保障的注意附随义务,即须在合理范围内及时积极做出相应劝阻行为以有效阻止相关事故风险的发生。我们认为,法律上意义上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因社会接触或者社会交往而对他人引发一定危险的人,对此等危险应尽到合理的注意,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该危险,在危险发生后应采取救助等措施,以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目前对共饮人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并无明确条文规定,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该条款可视为我国广义上的安全保障注意附随义务的法律规定。据该司法解释的直接主笔法官陈现杰法官介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德国法院法官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或一般安全注意理论。它原指场所的所有人及经营者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的义务,后扩张到其他社会交往活动,强调人们在社会中应付防范危险的义务,实质上是对不作为侵权的作为义务的一般化。由此分析,在本案中,饮酒行为虽为吴薇薇个人行为,但依据相关证据可知,事故发生当日吴薇薇已处严重醉酒状态(血液酒精浓度287.70mg/dl),根据一般合理人的判断标准,若此时放任吴薇薇醉酒驾驶(支持四名共饮人的消极不作为侵权行为),则将极大加剧事故风险发生的几率,因此作为共饮人的四名被告应当且可以能够充分清晰注意到这一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最大合理范围内积极作出劝阻吴薇薇醉酒驾驶的行为和照顾行为,故此其安全保障的注意附随义务在其一同饮酒的过程中已逐步形成并存在。

    2、一审判决是否存在不合理扩大四名上诉人安全保障注意附随义务的外延。在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和李志明提出抗辩,认为其当时已对吴薇薇进行劝阻,且吴薇薇当时处于清醒状态,完全有能力自行回家,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存在不合理扩大四名上诉人安全保障注意附随义务的外延错误,对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要求过于苛刻,不尽合理。从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四名上诉人并无提交证据以证明其曾向死者吴薇薇作出劝阻行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四名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根据审理查明,上诉人曾嘉威在事故发生当日曾要求吴薇薇开车送其回家,其他共饮人亦无阻拦。由此可推定四名上诉人对吴薇薇醉酒驾驶的行为不但没有积极履行劝阻的义务,反而主动促使参与了其醉酒驾驶过程。因此,在目前我国尚无具体的法律法规针对该现象进行规制的情况下,一审法官依据立法精神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的内涵,对上诉人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和李志明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不属于扩大解释,应属符合字义的合理解释。

    3、吴薇薇死亡结果的发生与四名被告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和李志明怠于履行安全保障注意义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四名被告徐旭恒、曾嘉威、吴伟超和李志明因对死者吴薇薇未尽安全保障注意义务,其行为对死者吴薇薇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具有特殊性,它表现为如果四名被告合理积极履行了他所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则损害结果将不至于发生或有可能减轻,正是由于四名被告未尽其应尽之义务,以消极的行为促使了积极的事实发生,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可视为两者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四名被告需对死者吴薇薇负补充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蓬江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