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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法院有效化解群体性涉农诉讼案件的路径探索
    来源:     时间: 2011.11.27

    基层法院有效化解群体性涉农诉讼案件的路径探索

    ——以利益衡量为进路

    温洁莺

     

    珠三角某县级市某镇几百名村民,因9宗农村集体组织山林承包合同纠纷,多次在维稳敏感时期层层越级上访,被列为副省长包案的重大信访案件。去年6月广州亚运会前夕,近三百名村民拉起还我山林的横幅,又在市政府门前聚集,并扬言要在亚运会期间上访省政府,严重影响亚运会的维稳工作。市政府重新成立调处纠纷工作小组,把该辖区基层法院列为小组成员,并将其中一宗涉及到三方当事人、104条自然村的案件,诉诸法院,以求通过诉讼途径找到解决系列案的突破口。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后,认为原告镇政府不具主体资格,应驳回起诉或劝其撤诉。于是合议庭分成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司法是中立性、被动性,应依法尽快裁决,把灸手的热饽饽扔回给政府,避免在政治敏感时期不必要的麻烦。二是认为客观现实要求法官在遵循司法被动型的前提下秉承正义的法律价值和理念,在不违背法律原则和充分运用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适用法律。而现在是政治敏感时期,政府遇难题,法院理所当然要为政府解难,以保障亚运会顺利进行。最终第二种意见被采纳。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充分考虑诉讼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运用利益衡量方法通过协调、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进行联调,整合利用有限社会资源协助执行,最终庭前几天达成和解协议,原告申请撤诉,并在十天内将案件执行完毕。保障亚运会期间社会稳定,并为系列山林纠纷的解决,起到了示范作用。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整体结构、资源结构、区域结构和组织结构都在发生重大转变,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也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农村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农村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竞争和冲突。[1]利益衡量方法对基层法院有效化解涉农案件个案中各方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具有重要作用,如何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呢?这就必须要深刻理解现行涉农案件特点,科学运用利益衡量的原则和方法找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平衡点,探寻有效化解涉农案件的裁判之路。

    一、对中国现行涉农群体性诉讼案件的审视

       社会转型必然伴随利益升降,所有社会成员在受益于政策的同时,也会受损于政策的利益调整。[2]涉农案件是伴随着这特定的社会时期所出现的产物。其根本属性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心问题是利益问题。

    (一)涉农案件的本质属性

    涉农案件是指案件中的主体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人民法院按照诉讼法的规定,对群体性纠纷所形成的特定权利和义务作出裁决,维护因群体性纠纷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制裁违法行为的过程。[3]涉农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常常是由一定数量、具有相同利益的农民当事人集合而成,可以称之为利益群体[4]它是由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引发的,它既是农民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极端形式,也是农民权益冲突的特殊表现形式,中心问题是利益问题。换言之,农民权益冲突是涉农案件的本质属性。

    (二)群体性涉农诉讼案件纠纷的特点

    一是类型呈多样性。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由财产权益引发的诉讼纠纷逐渐占到主流,主要表现为耕地、林地、荒地、滩涂等承包及流转过程中引发的系列纠纷,案件的类型多样复杂。

    二是主体呈多元性。国家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出台,土地的利益价值凸显,在土地的承包和流转中以及在土地进行开发和征用时,使众多的农民、承包户、开发商、政府等成为涉农案件的当事人,案件主体呈多元性。

    三是行为呈过激性。在上访过程中有的不遵守信访的规定,越级、聚众上访;有的在政治敏感时期采取到各级政府门口上访、静坐;有的采取违法的手段,聚众阻塞交通要道、冲击政府机关,行为比较过激。

    四是处理结果具有示范性。如土地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是牵一动百,即使处理的只是一宗土地纠纷,法院开庭时都是全体村民来参加庭审。因为村民认为,此案的审理结果与自己戚戚相关。因此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对其他的类似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可见涉农案件的现状是: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涉及范围广泛,行为激烈,对抗性加剧;有组织倾向明显,波及力强。 [5]具有多样性、多元性、过激性、判例性的新特点,基层法院化解起来成本高,难度大且执行难。因此如何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引导群众理性解决矛盾,找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平衡点,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案结事了,是摆在基层法院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利益衡量是化解涉农群体性诉讼案件的有效方法

    (一)利益衡量:现实司法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1、正确适用法律的需要。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法官在审判中,正确适用法律裁判时,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首先,法律也有其局限性。法律以外的因素如道德、情理也是司法过程中所不可忽略的,对正义执着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其次,法律具有原则性和滞后性。立法一般可以对权利的性质予以确认和对权利范围预先界定,其较难对权利行使过程中的各种可能的冲突作出全面的预测。而且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情况不断的变化,法律所依据的客观事实也会发生变化。法律的这些局限性、滞后性,有些固然可以通过立法机关来解决,但大多数情况下更有赖于探索新的、特有的能化解矛盾的方法——利益衡量方法。

    2、实现司法价值的需要。法律适用的意义在于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在进行司法判断时,在坚持法律标准的同时,也应对纠纷所涉及的道德因素和政治因素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必要的关注。[6]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体制转型和利益格局调整期,国家的法律、政策也正处于一个调整、完善期。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而不是一种冥想的事业,它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需要。 [7]司法置身于社会现实中,社会需要司法,也运用司法,司法也要从社会获得支持与信任,法官裁判不能忽视社会效果,若脱离社会和民众,会使法院失去生命之本,作出的裁判将不易为人所接受。[8]法官要在审判的过程中,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点,就必须寻找化解矛盾的方法——利益衡量方法。利益衡量是法学方法中的黄金方法,既是一种独立的法学方法,又是贯穿于其他方法之中。[9]其因能对涉农案件进行有效的权衡和取舍,而日益备受法官的关注。

    (二)利益衡量:利益选择判断下的适用原则

    利益衡量总体目标是追求冲突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基层法院在处理大量的涉农案件中,都运用了利益衡量的方法,只是没能及时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例如:某基层法院处理的原告14户(64个人)代耕农诉被告某镇某村208人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此合同签订时程序合法,农业税免征后,被告就无理阻止代耕农耕种。代耕农也不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哪怕是血流成河,双方多次发殴斗被公安机关多次出警制止,矛盾非常激化。法院立案审理后,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应认定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但如果判决继续履行合同,村民会武力阻止代耕农耕作甚至引发流血事件,且法院也难以执行。但如果判决解除合同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当时春耕在即,时间不容审判拖延。但不论哪一方进行春耕,都会酿成流血事件,法院的审判面临难题。合议庭果断地先做通代耕农调解工作,让其自动放弃当造的耕种,然后发出先予执行裁定书,制止村民抢种,把双方稳定下来,接着根据情势变更的法律原则,确定对双方进行调解采取提高承包款方式促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的方案审理。但被告村民方坚决要求终止合同,全案调解的方案已经不可能实施。合议庭衡量了全案的利益之后,马上调整调解方案,采取部分调解、部分判决的方案,先用事实来说服原告要继续履行合同已经成为不可能,让其自愿解除合同,使双方在解除合同部分达成和解协议,从而排除了法院适用法律解除合同上的障碍。然后依法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对被告应赔偿原告部分作出判决。再在案件判决前与市委、市政府、镇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镇政府借款项给被告让其赔偿给原告代耕农,并在其它地方重新安排土地给原告耕种,使审、执一气呵成,此案依法、依情、依理审结和执结,取得了双赢的效果。从上述案例中可见,要做好利益衡量,必须遵守以下的适用原则:

    1、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整体利益最大化应该是各方根本利益的最终体现,是让当事人双方利益同时得到最大的满足。在本案中,如判决解除合同没法律依据,继续履行合同又难以执行,那采用说服原告同意解除合同,然后对赔偿部分进行判决,两方利益得到平衡,整体利益最大化

    2、损害最小化原则。此案中,因合议庭说服原告退出承包,造成其很大损失,因此合议庭在审结前,将执行和迁出的善后安置都处理好,使原告代耕农的损害最小化。

    3、利益衡量的谦抑原则。利益衡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且利益衡量有其局限性,不是万能的。利益衡量的谦抑原则表现在三方面要求:一是条件限制。要求法官不得随意衡量,必须在法律于个案确无具体规定或适用现行法律明显导致不公时,方能为之。二是结果限制。要求法官利益衡量时必须考虑裁判结果的现实性,即法官为个案利益衡量时其价值判断符合国情和地区现状并负有保证裁判结果的实现义务。三是行为同一。要求法官保证利益衡量行为的一致性,法官为利益衡量时应保持前后判决尺度的一致,应保持相类似的案件有相类似的结果。[10]

    三、利益衡量化解涉农案件的进路探索

    作为利益衡量的方法,只能在民事审判个案和具体的情况中得以体现。基层法院化解涉农案件时应根据利益衡量运用的基本原则以利益估量、价值取舍、法律考量、调解衡平等方法结合法律的有关规定、社会效应、公众舆论、价值取向等相关因素构建化解纠纷的进路。试用利益衡量方法对本文开头提出的案例进行探索。

    (一)利益估量。利益衡量是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确定进行衡量的方法,只有在进行成本估量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分配,才能把握利益衡量的方向和尺度。当目的已经能够确定而手段的正当性难以确定时,确认并考虑所有有关的利益主张,排除一切不应考虑的因素,在同一层面上考虑各种相关的利益。但这种协调与平衡分配实现的利益必须大于放弃或者牺牲的利益。[11]此案中,保障亚运会顺利进行和案件审理结果的示范效应,为解决系列纠纷案件提供依据的目的已确认,按合议庭原第一种意见,法院应以主体不适格驳回原告起诉,但达不到维护亚运期间社会稳定和案件示范作用的目的。衡量了相关利益后,法官必须要放弃驳回起诉的手段,为配合政府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采用进入实体审理,腾出调解的时间和空间,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方法。

    (二)价值取舍。利益衡量的目标在于实现相关利益的最大化。价值取舍不仅是价值论的范畴,也是目的论的范畴。利益衡量主张不能绝对地、先入为主地认定公共利益优先或者个人利益优先,并以此来决定具体事实中哪个利益应得到保护、哪个利益应作出牺牲,而是应以使彼此冲突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并将其中的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低限度。根据实际确定利益衡量的价值准则,进行价值取舍。就此案而言,三方当事人中,原告政府的最大利益是维护社会稳定;被告承包人的最大利益是继续履行有效的承包合同;第三人104条自然村的最大利益是解除合同,重新发包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如何取舍呢?显而易见根据价值取舍的原则,政府的利益应最大限度保护,而对于承包人和第三人的利益,法官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将他们的利益牺牲降到最低限度。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法官采取了庭前联调方法,形成多方位的调解大格局,说服原承包人解除合同的同时保证其在十天内顺利拿到补偿款,将他的利益降到最低。

    (三)庭前联调衡平。利益衡量的一种有效方法是让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法官仅作为中立的协调人,其职能是主持协调程序、进行合法性判断和审查,督促当事人执行和解或调解协议。而就此案而言,经多方利益衡量后,合议庭认为,为化解这系列缠访案件,市政府牵头由各职能部门组成的调处小组历时多年,情况熟悉并积累了丰富的调处经验,并多次接触有关当事人,更容易沟通,让调处小组的成员单位参与和配合法院进行庭前联调,是最佳的处理方案。于是选择了庭前联调的路径化解矛盾。

    (四)法律考量。利益衡量不仅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重要的是具有造法的功能。利益衡量要求法官必须对法律作创造性的解释和适用。[12]博登海默认为,司法过程既包含着创造的因素也包含有发现的因素。法官必须经常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加以权衡,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在逻辑上可以接受的判决中做出抉择 [13]利益衡量以其弹性和灵活性弥补了成文法的僵化、滞后,在法律存在有空白或漏洞时,主动地对法的空隙加以填补。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中的法律,不仅包括成文法,还包括一般的社会道德价值理念和善良风俗,其实质是利益与公平、公正相吻合。就此案而言,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形成一种调解合力,并确定了采用了庭前联调的审理方案。但104条自然村,涉及几百名村民,百人百个口,调解难以成功。于是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说服第三人104条自然村,聘请司法局公职律师为代理人参加诉讼,合议庭加大庭前调解力度,成功地使案件庭前和解撤诉。

    对于很多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来说,利益衡量是一种办案策略,为法官综合治理案件提供正当的话语权,提供合法化的外衣,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当然,利益衡量也非万能。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并非毫无限度地自由发挥随心所欲,而是要遵循司法能动与克制、司法能动与被动的界限,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法律制度中绝对的与绝对的都是不存在的,法律的精髓就在于平衡。 [14]正如吴经熊先生所言:法官的任务,除一方面要保守,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既不能太过保守,致蹈墨守成规,胶柱鼓瑟之肌,又不可太过创造,致涉捣乱纲纪的嫌疑;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 [15]

    (作者单位:开平市人民法院)

     

     

     

     

     



    [1]李国波:《农村群体性事件法律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7月版,第52页。

    [2]李国波:《农村群体性事件法律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7月版,第52页。

    [3]李国波:《农村群体性事件法律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7月,第24页、156页。

    [4]黄一帆:《光泽县群体性诉讼案件的问题研究》,载新华网于201164日访问。

    [5]中央政法委员会研究室编:《维护社会稳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6]孙万胜:和谐社会的司法论证—宋鱼水审案方法之实践价值[N].人民法院报,2005.5.23

    [7]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制[A].阅读秩序[C].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8]晋松、高翔: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的困惑与对策,载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网站,200666日。

    [9]李秀群:《司法中的利益衡量—一个博弈论的分析》,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10]郑永鹤、吴金水:论行政审判中的利益衡量[J]。政治与法律200102),P30-P31

    [11]雷吉尔:《基层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探索》,湖南法院网,于201165日访问

    [12]沈仲衡著:《论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发表于《求是学刊》200311月第30卷第6期,第83页。

    [13](美)埃德加?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月版,第158页。

    [14]参见庞凌:《法院如何寻求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1期,第72页。

    [15]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8页。